因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宪法规范主义的案例，就是按照宪法的条文，宪法的第14条修正案正当保护，正当法律，宣布一个下位法违反的宪法，这是微信里面的一个缺点。

[29]参见胡学相：《量刑的基本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208。空白要件的客观存在，为裁量基准的情节细化提供了事实前提。

对此，《河北省价格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暂行规定》(2011年8月1日施行)中的河北省价格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将其格化为：从轻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收费1％以上10％以下的罚款。从这种意义上讲，行政裁量就是行政机关在对法律要件做出判断补充后对法律效果做出的适当选择，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公式：裁量=要件判断+效果选择。[27]参见周佑勇，见前注[13]，页98-100。2.环境违法行为造成公共媒体、网络媒体高度关注，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第三，即便仅仅按照区分1只～10只的家禽家畜数量作为参考变量所设计出来的上述罚款公式，也是欠缺科学性的。

该条中的安全规定是一个合法的、往往需要运用裁量基准才能得以细化的情节。[43]总体来说，Wednesbury合理性和比例原则是现今两大法系最为典型的两类实体性审查标准。②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式明码标价的。

裁量基准作为一种特殊的规则之治，在律令—技术—理想的法律模式理论中，[1]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技术——适用法律和规制裁量的技术。除《立法法》第8条之外，行政法领域内其他一些基本的法规范，同样也会限制裁量基准情节细化技术的适用。我们认为，这大体包括如下内容： 1.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的选择适用 如上所述，由于情节细化必须在整体上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因而在裁量基准制定过程中，当面临需要在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之间加以选择时，基准制定者出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考量，大多认为法定情节优先于酌定情节，这在刑法学中也获得了较为趋同的认识。[45]如果将合法行政视为第一次裁量控制，合理行政视为第二次裁量控制，那么，对于过宽的基础值加以限制的控权机制，很明显就是第三次裁量控制。

可见，在我国，实践中的裁量基准从一开始就没有遵循德国法上严格的行政裁量的构成，而是选择了统一裁量观的理论路径，同时扮演了细化法律效果的裁量标准和解释法律要件的解释标准双重角色。根据《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规定，风景区禁止饲养家禽家畜，违反者处以20元～1000元罚款。

[35]在此，我们可以将这种凭借经验进行格次划分的模式称为经验评估模式。譬如，《湖南省公安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明确将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在校学生威胁他人人身安全，造成后果和影响较轻的列为情节较轻的违法行为情形。在英美国家，有所谓的行政裁量不受拘束之原则(theprincipleofnon-fetter)[38]或裁量不审理原则。[10]郑春燕：取决于行政任务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定性——再问行政裁量概念的界定，《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效果格化的基础值 在行政法学研究中，涉及效果格化基础值的主要问题是基础值的确定方法，即它是如何被确定的。因此，违法行为后的表现天生就是一项裁量情节，裁量基准不可能忽略它。在此，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寻找基础值模式。因此认识裁量的内部构造是理清裁量基准技术构造的前提

(一)国语条款 首先，在宪法中确定国语[25]的一般语言条款，一般有两方面的规范效果：其一，在国家与人民的象征性下的团结意义。因为按照受法律保护力度的不同利益可以被分为一般利益、法益、权利。

[26]因为宪法上的人不仅仅是理性人更是感性人[27]，语言自身就从感性层面体现出了用于塑造一体性的连接和融合要素[28]，语言成为了认同的基准点，因而涉及人民概念的最深源头并超越代际指向未来，成为了宪法国家的感性要素。因而宪法学的研究也必须更多的从对宪法解释本体出发。

显然，人权就此成为基本权利的实质效力基础和标准。国际法律与语言法学界公认的语言权的基本内容，即语言教师国际协会草拟的基本语言权普遍章程拟定的语言权基本内容：(1)所有人都有学习自己母语的权利。那么在语言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除了基本权利客观面向下国家的保护义务外国家是否借此也有权干预[或主动参与]语言工作？个别权威机构是否拥有较高才智主动修改如此微妙多变的系统？归根到底，这一部分要解决的是：国家基于何种宪法事由对语言拥有支配权而又不构成对基本权利的侵害？ 二、一般语言条款的规范内涵——语言的国家面向 语言的功能并不仅止于个人面向，透过多数相同语言使用者的沟通将能创造出属于该语群的文化，并且促使运用相同语言的多数人彼此产生归属感。国家如果因为客观情势而未能达成目标，也并不产生违宪的问题。[47]曹德和：《恢复国语名称的建议为何不被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中的探讨和思考》，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0期。因此宪法文本中的规范性语句不等于是宪法规范而只是宪法规范的载体，真正的宪法规范是指规范性语句的意义，而这正是宪法解释的任务所在。

另外则是正面确认的情形，例如语言自由方面，1966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2项、第27条、第14条第3项。[46]我国宪法上并没有直接针对方言的规定。

[20]我国宪法文本虽只单独列出的民族、信仰和性别这三个禁止的分类特征，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此外的很多标准将人进行划分，比如根据身高、相貌、学历、语言等，根据不同标准将人进行划分对平等权的损害强度也不尽相同。即使认定普通话条款属于国家任务条款而被视为宪法委托的话，要从客观的保护委托得出主观权利也必须要在规范中找到具体依据。

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绝不应被作为宣传掩盖、空洞承诺和一致化的手段，自由的宪政国家需要通过对多样化的语言的保障满足公民多样化的文化预期，而避免产生语言帝国主义。《宪法》第19条第5款是原则性和非具体行为命令性的，这意味着，这一条款赋予了普通话推广以极大的政策空间，实质上很难对某一具体措施进行合宪性评价。

其次，在汉语发音体系中与普通话并行的概念则是汉语方言，有学者指出，方言是一个地区文化的语言反映，是汉民族语言古今共同语[雅言、官话、普通话]的重要养分，有一定的价值与功能。Art.8，9，12，14和17则对功能性的表达方式提供了特别的保护。公法意义上的文化问题是宪法学上的一个重大原初问题。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当然可以成为宪法中具体的基本权利问题，有关语言在基本权利层面的探讨就被分解为以下两个子问题：语言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特定的宪法法益的特征？进而在何意涵上如何成为了宪法所要保障的法益？ 认同是指个体或集体[比如：团体、联盟、民族、国家等]为了维持对自我确定和内部稳定来说必要的与其他人的存在相区别的本己存在和自身感知的确定性而进行自我识别的思想内容。

这就决定了国家有关语言同一性的措施其正当性只存在于主权意义下最低限度内的国民特征维持的范围之内。任务在涵义上接近于委托，对此则是义务性的成分超越了强制性内容。

国家法层面，有关语言权利问题的传统表现就是平等权项下的考量，其依据往往是各国宪法文本上所明确禁止的语言歧视，比如德国基本法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因而《宪法》第19条第5款并未赋予诉讼上相应的请求权基础，也就不存在具体的权利人。

[45]可参考曹德和：《如何界定普通话的内涵和外延——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思考》，载《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同时，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国家的参与，公民个人语言的学习、选择、使用和传播都无法真正实现，因而个人使用语言的前提还在于共同语言的维系，这主要表现为在教育和媒体等特定领域的基本权利问题——国家在保障个人人格开展的意义下还必须保障各种语言使用的合理空间。

[26]国家象征，又叫国家标志，是以宪法或专门法律规定象征国家主权、代表国家尊严的标志物。尤其是我国宪法的实施主要不是通过宪法监督的方式，更多是通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来实现。因此在个人权利与国家任务的关系中去认识的认同正是平衡矛盾与统一的关键词——就是通过立法在语言的多样性与通用性，个体自由与民族融合，语言的自由权利与语言的忠诚义务间找到平衡之道，从而获得国家在语言问题上行为的正当性基础。语言与人的集体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宪法中的国语条款客观上承载了民族融合与国家团结的期待与象征意义。

[39]从推行到推广的修改，这表明我们在法律解释的范畴中规范所具有的不同的内涵与目标。[23]西班牙基督教神学家伊西多尔[Isidor von Sevilla]就提出从语言中形成了人民，而不是从人民中形成了语言的论点，[24]这一论点直到今天还有效。

只有在立法者完全不立法，或者完全背离所设定的目标时，才有可能被认定为违背宪法委托而违宪。其二，受限的一致性要求。

[7]具体的保护范围包括了语言的学习权、使用权和传播权。三、一般语言条款与基本权利条款的关系 一般语言条款和基本权利条款具有同样的宪法规范位阶，因而一般语言条款部分地强化了基本权利的保障，也部分地限制了基本权利的作用。